修史体例：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向后，实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纪述。……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之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21]
在这篇奏议中，李德裕不仅讲了有关实录体例问题，还讲了时政记、起居注等问题，一是强调严格制度，二是强调尊重“事实”，从史学工作来看，这些说法并没有错。反之，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确为史学工作中所不能容许的。武宗敕旨说：“宜依奏。”这无疑是对的。准此，我认为，所谓“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或属于事实，但“不善之迹”恐怕包含了“禁中之语”的诬构，甚至也有“密疏”的中伤。所以上引李德裕的那篇奏议，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只是史学工作方面的议论，它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一个反映。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失势。次年，宣宗下达敕书，要求：“路随等所修《宪宗实录》旧本，却仰施行。其会昌新修者，仰并进纳；如有钞录得，敕到并纳史馆，不得辄留，委州府严加搜捕。”[22]看来收回新本的措施是相当严厉的，这距离新本的施行只有四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