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近现代的国学。
近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词，源于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启超在给黄遵宪的信中，商议创办《国学报》，并强调该报应“以保国粹为主义”。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及“国学”一词。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国学”实际上就是他此前屡屡论及的“中学”，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学”的精粹一面。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继而成立“国学振起社”。国粹派学者邓实1906年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该书认为国学的本体是经史、诸子、历史，国学的派（类）别是经学、哲学、文学。章氏在其创立的国学振起社的“广告”中说，国学振起社将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分别是：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209]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210]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中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 这些学者所谈的国学，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