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群盗蜂起河朔”,农民起义的烽火在山东、河北等地遍地燃烧。杨安儿建国号为大齐,众至数十万。杨安儿牺牲后其妹杨妙真(杨四娘子)继续坚持斗争,后与另一支起义军领袖李全结婚。尽管后来他们曾归附南宋,后又投降蒙古,但对北方的地主阶级仍然是毫不客气。另一支起义军刘二祖的部将彭义斌也声势浩大,尽管他后来也投靠南宋,但蒙古军、金军和地主武装都视之为劲敌。
面对着外寇入侵,“内盗”交逼的形势,北方的地主阶级不得不纷纷起来寻找“自全之计”或“自图富贵”,于是有的人率乡亲父老投靠了蒙古,也有的人则“聚众以自守”组成了地主武装,也有一些人“聚众自保,未有定属”。正如魏初、郝经所说“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这些成千上万的地主武装是北方地主阶级自谋出路的产物,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群龙无首,人怀顾望;“一债一兴,迭为雄长”。他们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作为最高原则,不少人采取的是有奶便是娘的政策:蒙古至则从蒙古,金人至则从金,宋人至则从宋,有的甚至可以暂时投靠农民军。总之,谁的力量大就服从谁,就跟谁走,朝秦暮楚,首鼠两端,既可为楚,也不妨降汉,早已撤掉了敌我是非的界限,它使当时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因此蒙古与金的战争出现了拉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