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嘀铃铃，嘀铃铃……
老式的电话铃声，打断了秦江的追思。
这么晚了，有谁会打电话来呢？几位无拘无束的老友？还是有什么急事？纵然是沉溺于夜生活享乐中的广州，也不至于无聊到半夜“无事忙”吧。
他赶紧抓过了电话。
——谁？
——你是秦江么？
似乎不怎么客气，直呼其名，但声音并不熟枪。
——我是，你是谁？
——听说，你在进行对二战时在广州的口本细菌部队的调查。
对方不予说明自己是什么人。
——有这么回事，刚刚着手。
——进行得怎样？
——比较艰难。线索不多，资金不多……你是要提供情况么？这么紧急？
秦江显然认为对方是知情人。这类电话已接过好几个了，他有点兴奋。
然而，对方却又问：
——你有亲戚是在份个时候出了事？或者有房子在那时被炸掉？或者……有别的什么损失？
秦江有点愕然了：
——作为广东人，尤其生活在广州，谁家没受害？我自家的损失也就不算什么了。
这一回答，是中国人最惯常的思维模式，秦江也不会例外。可对方却不屑道：
——用不着遮遮掩掩，有损失就有损失，说起整个广东广州干什么？损失多少，你可以说个数……
秦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莫非是一个民间索赔团体的电话么？这些年来，广东改革开放走在了前头，加上历史的积淀，一种“计量”式的思维方法迅速占了主导。这就如美国人一样，动辄以量来计值。一个人出名。也就因为他挣得多，存折上是七八位数什么的。这已悖乎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路——重义轻利了。以至于火车站前发生爆炸案，人们的议论便是，这安炸药的人，不知有谁给了他多少多少钱……秦江淡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