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4年之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雷霆万钧之势下迅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成立了。
那时的重庆在毛泽东的眼里非同寻常，他把重庆作为新中国的西南重镇，派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3名大员镇守此地，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由于后来“南方战事”及西藏解放的形势需要，重庆的地位一时向西而移，让位给了成都和西藏那一边……但重庆的实力毛泽东心里有数，所以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元勋级人物，相当一部分是从重庆“西南局”走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数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毛泽东为此非常难过。
从来以诗才著称的毛泽东这次为武汉防洪军民战胜大洪水后而写下的贺电，竟然用的是这样一句沉甸甸的毫无激情的话：“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严重的洪水。”面对人民和财产的惨痛损失，一向激情澎湃的毛泽东变得毫无诗情，只有字字掷地有声的殷切教导。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江段最长、最多。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很久，一个月？一年多？总之，我们从已知的历史资料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那之后的几百天日子里，毛泽东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比战争年代还显得繁忙。一段时间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而不会搞经济建设，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在处理农村的土改、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和国家基础规划方面的经济才能，是当时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他所著的堪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完全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之作。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天天听汇报、搞调查，十分繁忙。